【地评线】金羊网评：以“滚烫初心”奔赴赶考之路******

　　新时代新征程，党员干部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怀揣为民初心，根植为民之情，一路乘风破浪、砥砺前行，以“滚烫初心”奔赴赶考之路，为民生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秉持真挚初心，以“时时放不下”之心笃守信念。为民造福是我们的岗位职责所在，也是我们的人生价值所在。从防风治沙的谷文昌到种植绿林的塞罕坝建设者，再到在绝壁上开凿天渠的黄大发，他们心中装着人民，以艰苦奋斗的精神赢得人民的信赖和点赞，为我们留下了永恒且闪耀的精神丰碑，留下了毕生学习、一生追寻的宝贵精神财富。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秉持真挚初心为民服务，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心系群众冷暖，情牵百姓所念，行向百姓期盼，以“时时放不下”的至诚之心托举群众更加幸福的日子，朝着人民期盼奋力奔跑，和人民群众感同身受、并肩而行。

　　激发热血豪情，以“事事都上心”之劲拼搏奋进。在为民服务的实践中，党员干部要敢于吃苦做到“不挑活”，要做到知重负重“扛重担”，以不推脱、不懈怠的“满格状态”为民奋斗，以充满温度的关怀、有实效的举措回应群众呼声，做到“事事都上下”“事事抓在手”。前进之路上，必然会面对各种考验，党员干部要有攻坚克难的斗争之志，要有奋斗为民的热血豪情，找准问题的“关键点”，克服工作实践中面临的各种考验和困难，以问题的解决解民生之忧、谋民生之利，推动民生事业更上新台阶。

　　发扬实干精神，以“点滴在心头”之情真抓实干。“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站在历史新起点上，党要有不怕险阻、事必干成的决心和毅力，在为民实践中发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实干精神，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扛起岗位责任，以深切之情、务实之举真抓实干，以“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征途漫漫，惟有奋斗。要拿稳接续奋斗的“接力棒”，坚持一茬接着一茬干、一仗接着一仗打，满怀自信走好奋斗之路，昂扬奋发奔赴美好未来，把人民群众的向往逐一实现，助推民生事业取得新的进步，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李俊成）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